2019年3月，鼎城区委第一巡察组进驻区残联，并对残联的二级单位——常德假肢装配站开展延伸巡察。同年5月，区委巡察办将假肢站有关问题线索移送至区纪委监委。6月，区纪委监委成立审查调查组展开调查。

经为期数月的审查调查发现，鼎城区残联原副理事长、常德假肢装配站前任站长向日葵，涉嫌多项违纪违法行为，用办案人员的话来说，这朵向日葵“存在诸多不‘向阳’的地方”。

回眸过去，我也‘纯洁’过

向日葵，男，1967年出生。少儿时期的向日葵，因为名字原因，经常被同学们取笑，为此，他多次找到自己的父亲闹脾气，质问父亲为何给自己取了一朵花的名字。“父亲跟我说，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共产党就是太阳，给你取这个名字，你长大了也要向着党、跟党走”。

成年后的向日葵也算没有辜负父亲的美好期望。1985年，向日葵应征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汽训队，并在部队完成入党；1999年，转业至鼎城区残联，于2004年至2014年在区残联下属假肢站任站长。

“回眸过去，我也‘纯洁’过。”向日葵回忆，最初，假肢站经营困难，他靠着银行贷款艰难维持，尽管客观条件不如人意，但向日葵任劳任怨，“自己当时一门心思就想着必须把组织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完成，必须把假肢站办成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个窗口、一个标杆，做到无愧于组织”。

他积极帮助残疾人安装大小腿假肢、矫形器，遇到年迈的残疾人请人护理护送，遇到家庭困难的，还主动协调相关单位为其筹资，让他们免费吃住。

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2008年，常德假肢装配站被中残联评为“全国十佳装配站”，向日葵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一荣誉，他本人也获得“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也就在向日葵赴京领奖那一年年尾，假肢站偿还了全部债务，并开始有所盈利。而这一切，逐渐使向日葵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办案人员口中“不‘向阳’的地方”由此开始。

居功自傲，十佳站沦为“摇钱树”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向日葵很喜欢这样形容自己在假肢站的经历。

2003年，向日葵和姜守清、胡秋火、朱金国几位战友在鼎城注册了一次性纸杯厂。同年，鼎城区残联向市残联提出申请，经编办下文成立假肢站，因没有场地，决定将假肢站设置在当时效益并不理想的纸杯厂。2004年，向日葵正式被任命为假肢站站长，假肢站每年向一次性纸杯厂支付租金。

2009年，假肢站经济效益开始好转，向日葵提议并与姜守清、胡秋火、朱金国等骨干商定，“在假肢站搞点钱用”。他们几人达成了协议，决定以当初在一次性纸杯厂的出资额1:0.5的比例分配利润。2013年，他们再次商定将比例提高至1:1。

经查，2009年至2018年，通过虚列支出套取资金，向日葵、姜守清、胡秋火和朱金国共同非法占有资金58余万元。而经过这一轮“合作”，让原本既是战友又是工作搭档的四人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小圈子，假肢站也越来越像他们自己几人的“摇钱树”，单位的同事也纷纷以“某某总”来称呼他们四人。  

2014年4月，姜守清接任假肢站站长。而此时已经是区残联分管假肢站工作副理事长的向日葵，在下半年向几人提议“每年从假肢站搞点钱，用发票直接冲账”，并商定了分钱标准。“我一直是战友公认的主心骨，虽然离任了，但他们心目中都还是视我为站长，所以我提出每人年底分点钱的事，大家都同意。”

这一次的“分红”可比当初“按额分配”大多了，第一笔向日葵就分得了10万元，“我对这笔钱印象最深刻，因为当年效益好，数额比较大。”向日葵回忆，从14年开始，直到18年向日葵共非法占有64万元的“年终奖”。

当然，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吃亏，2014年至2018年，姜守清和胡秋火非法占有24万元，会计陈定红非法占有23万元，朱金国非法占有8万元。

公私不分，待醒悟为时已晚

可这不够，远远不够。

“我认为在假肢站筹备和发展过程中我吃的亏最大，比他们付出得更多，虽然和他们一起分了钱，但我还是不满足、不平衡，就想单独弄点钱。”向日葵这样说道。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难关上。向日葵开始由事业单位的“掌舵人”蜕变为“盗窃者”，大变“戏法”，谋取私利。

2010年向日葵提出想从假肢站领一份工资，“四人组”的其他人都表示同意。于是，从2011年至2018年，向日葵从假肢站领取了共计32.38万元的“工资”。

而从2014年起至2018年，在每年都拿到“年终分红”的情况下，向日葵还安排会计陈定红通过虚列支出的方式从假肢站单独套取资金供其使用，5年间共非法占有57万余元。

“假肢站是我一手创办的，我到里面领一份工资、捞点好处，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在向日葵的心里，“假肢站虽是事业单位，却是企业经营模式，自负盈亏。”在如此念头的驱使下，使得向日葵为后来的所作所为找到了所谓的“合法”依据，从而为所欲为。

可他没有想过，如若假肢站不是事业单位，不是区残联的二级机构，怎么会被纳入国家计划、得到项目、获得发展。既享受着姓“公”的红利，却还是保留着姓“私”的想法，终究是自食其果。

会计陈定红也说过，自己当初虚列发票套取资金时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因为涉嫌贪污罪而被留置，以为只是一点小问题而已，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严重触碰了纪律与法律的“红线”。

“其实，我真的大错特错了，假肢站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有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这并不是个人的力量所为。”在留置点，向日葵终于认清了“公”与“私”，只是他的悔悟来得太晚了些。

向日葵在忏悔中写到“我出生在农村，能成长为今天的正科级干部，是组织培养的结果，组织给了我一切。但我带给它的，除了伤害还是伤害”。在向日葵忘掉初心，背离组织的那一刻，父亲美好的期望幻灭了，这个花一样的名字，也成了莫大的讽刺。

以案释纪：从先进到“阶下囚”到底有多远？向日葵的以身试法给出了答案：只有一步之遥。该案在残联系统内也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常德假肢装配站先后2任站长、3名工作人员被立案审查，给残疾人事业发展带来了损失。

掩卷深思，向日葵的人生畸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一是个人贪欲作怪，放松了对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丧失了理想信念，从而经不住金钱的考验；二是侥幸心理作祟，认为“自负盈亏”就可以自己分配资金，“劳苦功高”就可以在“功劳簿”上享受，最终倒在了“自我麻痹”之中；三是监督管理缺失，关键岗位权力过分集中，资金发放存在漏洞盲区。

案中人一步错步步错，令组织惋惜、家人痛心、自己悔恨。唏嘘感叹之余，此案也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案件发生后，鼎城区残联召开了警示教育大会，以案促改，要求每一名工作人员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同时，对假肢站进行内部审计，并撤销假肢站编制，原有工作人员均不再任职。（鼎城区纪委监委何梦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