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下150个鸡蛋和2000元现金，最终变成287万元负债，这事儿发生在了鼎城区商务局祝某身上。

2019年，一封反映“祝某向李欢（化名）索贿、哄骗特殊病种资料，骗取国家困难补助据为己有，写借条44张，共计人民币287万元不还……”的举报信，寄到了鼎城区纪委监委。

287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区纪委监委立即行动起来。

调查组决定先从李欢特殊病种资料的申报情况入手。

经查询低保和医疗救助系统资料，李欢及丈夫、儿子均未在鼎城区享受城乡低保和医疗救助。

“未享受到医疗救助，也就不存在祝某以李欢及家人的名义申请或冒领过医疗救助款，那是否截留了困难补助呢？”调查组分析。

调查组又赶到区征拆办，查询了关于征拆户困难补助发放情况，资料显示2017年1月17日，区征拆办向李欢丈夫的交通银行账户打了1万元特困补贴。而此补助款是A06地块负责李欢房屋征拆工作组了解到其家庭困难后，向临江棚改机关事业征收指挥部申请，并经临江棚改征拆协调领导小组专门会议讨论同意的。区征拆办将补助款直接发放到征拆户个人银行账户，不存在祝某以他人名义申请并冒领的可能。

可这累计287万元的44张借条又是怎么回事？难道祝某与举报人之间有别的经济纠纷？或者另有隐情？带着这些疑问，调查组找到祝某、李欢等相关人员进一步调查取证。

原来，2014年，李欢因购买彩票与祝某结识。2016年，李欢家的房屋被征收，因李欢和丈夫、儿子均患有疾病，想申请拆迁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李欢找到祝某，祝某表示愿意找关系帮忙办理。随后李欢将家人的病历资料和困难补助申请交给祝某，并分两次向祝某送了150个鸡蛋和2000元现金。之后，祝某找到相关部门咨询，但没有办成。

李欢收到特困补贴1万元后，再次就申请困难补贴的事找到祝某，此时祝某则承诺想办法争取30万元。

“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承诺？”调查组问祝某。

“我将没有申请到困难补助的事如实告诉她后，李欢说自己家庭很困难，拆迁款也不多，我就随口讲跟她通过其他途径解决30万元。实际上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李欢却把这张“空头支票”当了真：“你想，要是祝某他搞不到30万元，为什么会承诺给我？肯定是搞到了他自己拿了。”

于是，李欢多次打电话并到其单位找祝某索要承诺的30万元补助款，并表示如果不给钱，就到其单位和纪委反映拿她2000块钱和贪污她困难补助款的事。

祝某害怕被李欢告发，便于2017年10月10日向李欢出具了承诺书，并开始陆续向李欢给付所谓30万元承诺款的滞纳金，每次几百至几千元不等。2017至2018年两年间，祝某共向李欢给付现金2万元。

2018年5月开始，因李欢频繁追讨其“困难补助款”，祝某开始向其打借条，截至2019年1月24日，祝某共向李欢出具承诺书5张、还款计划3张、借条44张，借条涉及金额共计287万元。

“我就是怕她把这个事情到处说，也怕单位和家里人知道，当时就想把这个事情包住，所以打了借条和还款计划想缓住她。也是自己糊涂，没有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祝某后悔不已。

经调查询问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均表示除给过祝某2000块钱及150个鸡蛋外，两人并无实质借贷关系，祝某也并没有向李欢借过钱。

历经近2个月的多方调查取证，案情终于如抽丝剥茧般清晰起来，之后，调查组找到举报人，向她出示了在民政等相关部门调取的证据，告知她祝某并未从中骗取到其困难补助款，更未据为己有，但祝某作为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收受其钱物，存在违纪违规行为，区纪委会依纪依规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并责令退还收受的钱物。

鉴于此案已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9年9月，鼎城区纪委作出了“给予祝某党内警告处分，并责令其将所收受的2000元现金及150个鸡蛋退还给李欢”的处理决定。

“案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我们都感到匪夷所思。如果祝某没有利用其公职人员的身份‘提篮子’，不收受群众的财物，就不会有后续的事情。在群众面前夸下海口又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后，祝某又采取欺瞒、拖延、写承诺书、还款计划甚至打借条的方式搪塞群众，以致干群矛盾突出，几年饱受困扰，实在是糊涂至极、咎由自取。”鼎城区纪委监委负责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