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时评
（清风文苑）一次“违命”的调查
从懂事开始，父母就告诫我，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单位听领导的。参加工作近30年年来，特别是从事基层组织人事工作20多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细究起来，还是有一次“违命”的行为。
那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所在的乡提拔了一名“万元户”当支书，上任伊始，工作非常出色：税费任务上午下达，下午就全面完成；一些交钱交物的工作，会上刚布置，散会就完成（当然，他所在的村小人少任务相对较轻也是一个因素）。在以税费任务完成论英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谁还有资格称典型，这样的人不表扬谁还有资格受表扬。虽然他从来没把我这个在乡政府办公室扫地抹灰守电话的小伙子放在眼里，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就连他在乡里开会时喝茶的杯子我也要多洗两遍。领导要我写报道宣传，我也非常乐意，搭上便车就向他家跑。
支书很高兴，引着我在村里到处转。走到一个废弃的石灰厂旁，他大手一挥，要在这里办一个石灰厂，一年赚几万块钱没问题；来到一个水库边，他抬手一划，把这里承包出去，一年收几万块租金是小事。听得我是热血沸腾。要这样下去，不出几年，这个村肯定会成为全乡乃至全区的红旗村。可转念一想，不对呀，乡里已经办了两个石灰厂，村里再办一个，那不打架？更何况，听说这个石灰厂就是因乡里要规范石灰矿开采销售才关闭的。他头一扬，乡里能办，村里为什么就不能办。按理，这也说得过去。可这个水库明明属乡里管，要收租金也只能乡里收，再怎么也轮不到村里呀？他眼睛一瞪，水库建在我村里就是我村里的。我的心一下就凉了。
晚餐时，支书很好客，又是派人到乡里买肉，又是亲自下自家鱼塘捕了一条新鲜鱼，馋得我是口水直流。几杯酒下肚，少不更事的我问他，别的村任务总是完不成，他是怎么完成的。可能是白天的采访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很坦率地说是用自己的存款垫的。我的心一热，又问利息是怎么算的。他不急不慢的说，“急什么，我垫了钱还会少得我的息呀。”我一听，不对，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但手续总要办一下吧，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我又问他党员干部是什么意见。谁知，他把筷子一放，很不屑地说，“我们村里的党员能有什么用，这些事问不问他们还不是一回事，他们坐在家里跟着我背红旗、分奖金，还划不来呀。”我傻眼了。虽然说基层干部贷款交税、借钱垫费现在看来不对，可在当时那可是一种对组织负责的壮举呀。有多少基层干部为了表示对领导负责、对组织忠诚，把棺材底都拿出来垫了税费任务。但借多少，利息怎么算，没有哪一个村不是召开支部会、党员会反复讨论的。借钱就有息，息总要变成负担落到包括党员在内的群众头上，于公于私都关乎党员的切身利益，党员怎么可以“无需知道”、党员怎么“无权讨论”呢？那党员还算党员吗？那支部还是支部吗？
要知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年轻的我来说，那是多么神圣的事呀。我也正积极表现，争取早日入党。如果入了党，什么事都“无需知道”，什么事都 “无权讨论”，在领导心目中“什么作用都没有发挥”，那我加入党组织还有什么意义？20多年了，支书那句“党员无用”的话，至今还让我的心隐隐作疼。
一天的采访，不仅没让我找到闪光点，反增添了很多疑虑。我要同事把我换洗的衣服拿过来，在他家又呆了两天两晚。白天一个人到群众家跑，晚上与他夜谈。采访越深入，我越觉得他并不像领导说的那样好。他任过村干部，卸职后成了“万元户”。群众反映他精明能干，做事是把好手，就是喜欢“摆钱谱”，口碑不是很好；村干部说他点子多，魄力足，工作上进心强，但卸职后唱反调的时候多，支持村干部工作的时候少，评价不太高；再任时是因为领导三番五次地接他才出来的，自己也把自己的身价抬得很高，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 (三年后，他因种种原因卸职)。
我没有按领导的要求写表扬稿，而是将资料压在了书箱底下。在随后的5年里，我又有意识地结识了像他一样的10多位“能人支书”，面对面采访了20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还从报刊杂志上收集了10多位“能人支书”的资料。5年多的跟踪调查，我觉得培养农村能人(含私营企业主)入党、推荐能人当官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样的人才是能人，什么样的能人才能入党、什么样的能人党员才能当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不能简单的把有没有钱当作衡量能人的唯一标准。对能人要进行三看，一看钱怎么来，二看钱怎么用，三看平时对村里工作支不支持。最重要的是，不论他们有多优秀，切忌“拉人入党”、切莫“请人当官”。带着这些感悟，我参与了《不能忽视农村能人支书管理》、《选拔能人当村官的几大误区及对策》等调研报告的写作，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部的重视。5年后的2001年，中央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时间证实了我的判断。（鼎城区人社局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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